看看新石器时期的炊具文物，品品舌尖上的先秦中国 此豆非彼豆，不是吃食是餐具 本报记者 郭闻/文 杨晓轩/摄 讲解：吴丝禾
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馆员、策展人吴丝禾
杭州赵家墩遗址陶釜及支座
①
②
③
④①长兴新安遗址陶鼎②长兴新安遗址陶釜③金华园上遗址陶豆④湖州东山遗址陶腰檐釜
扫二维码听专家讲解展览背后的故事
看看新石器时期的炊具文物，品品舌尖上的先秦中国
此豆非彼豆，不是吃食是餐具
本报记者 郭闻/文
杨晓轩/摄
讲解：吴丝禾
正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湖美术馆展出的“浙里寻珍——2025年度考古成果展”，有个很有趣的小专题——“炊煮的进化”。它把考古新发现中新石器时期的炊具文物聚在了一起，综合讲解了华夏文明里饮食器具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其中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比如金华园上遗址的彩陶豆、湖州东山遗址的陶釜、长兴新安遗址的陶鼎、杭州赵家墩遗址的异形鬶（guī）、余姚鹰山遗址的鸭形壶等，就是本期要讲述的文物，它们不仅是原始人类时期典型的炊具，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
民以食为天
对中华文明而言，饮食文化无比重要，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华料理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
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农业起源早，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粟和稻的地区之一。原始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家畜饲养业，中国传统的“六畜”，即马、牛、羊、鸡、犬、猪，在先秦时代均已驯育成功，我们如今享用的肉食品种格局，早在史前时代便已经形成了。
食谱广泛，加上手工业起源也早，陶器技术发达，于是就有了条件研制生产出各种烹饪工具。
由此，中华先民发展出了多种熟食方法，每种方法还都有相对应的器具。比如煮食，使用釜、鼎、鬲（lì）、镬、鬹（guī）等；蒸食，有甑、甗（yǎn）等；烙饼则有鏊（ào）……盛不同的食物也要用不同的器具，比如盛主食要用碗、钵、簋（guǐ）、簠（fǔ）、盨（xǔ）；盛菜要用豆、盘、盆；喝酒要用觚（gū）、爵、觯（zhì）、斝（jiǎ）；盛酒要用罍（léi）、彝、觥、卣（yǒu）……
金华园上遗址的彩陶豆，就是这样的一件食器。豆在古代，并不是指豆类食物，而是指食器，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所以“豆”这个字从甲骨文开始，就是一个象形字。
豆其实就是菜盘，主要用于盛菜，特别是用于盛肉脯、酱。在远古，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食品，不管是肉类还是蔬菜，大部分都需要做成酱来保存，也因此，祭祀时酱也是祭品之一。《周礼·天官》中就提到，提供给周天子的食物，要有酱“百有二十瓮”。一肴配一酱，进膳时要现吃现用不同的酱调味，所以孔子曾说“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正是这种饮食礼仪的最好体现。
而盛酱的器皿用的就是这个豆。《礼记》中还根据阶级等级规定了祭祀、宴飨时豆的数量，意思就是上几道菜。比如“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意思就是天子的饭菜可以有26道菜，公是16道，侯12道……
陶釜则是早期炊具的典型代表，使用时需在下方设置支撑物，架于火上加热，功能类似今天的锅。湖州长兴新安遗址出土的这件腰沿釜设计很巧妙：腰部增设的一圈“沿”，既能阻隔柴灰落入食物，也可防止汤汁溢出浇灭火源；圆底的造型则扩大了受热面积，特别适合熬煮粥羹。杭州赵家墩遗址不仅出土了陶釜，还出土了三角形垫支座，这样就可以将釜架在火上了。
陶鼎则是在陶釜基础上改良而成，增加了器盖与三足，等于是将锅与垫脚合为一体，可直接在鼎足间生火加热。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陶鼎的足部特别肥大，就像阔腿裤一样，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那些三足鼎有些不一样。其实从热量利用率上来考虑，这种阔腿鼎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可以尽可能地利用热能，受热均匀。这种陶鼎通常是居民们用来煮粥、羹的主要炊具。
所以，从这种器件上就可以看出，实用在日用品上的重要性，而祭祀器具则更讲求器物的美观、形体和谐。
鼎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炊具，标志着炊事方式走向系统化与定居化，也意味着村落、城邦、国家的出现和诞生。
食器变礼器
许多人肯定会有一个疑惑：古人的食物明明不如现代丰富，食具为什么搞这么繁杂？一个酒杯也要搞出各种不同花样，还要有不同的名字，为此不惜造出许多个现代人不会读不会写的专有字。
这就是中华文化独有的“食器变礼器”的现象。因为古人在祭祀时要供“三牲”等食物，这是祭祀活动中沟通神灵与祖先的重要媒介，盛放祭品的食器因此被赋予了神圣性，成为宗教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也就是说，礼仪制度源自饮食活动。中原文明的礼制里，吃也是一种权力，吃也分等级。所以前面说供奉给王的食物都会有规定，哪怕是酱的瓮数这种小细节也规定得这么仔细。
那么这些等级、礼仪怎么表现呢？既然饮食对中国人来说这么重要，承载饮食的器物自然也就成了这种表现的载体。
藏礼于器，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典型而重要的一种表现。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我们就可以看到食具已经开始成为祭祀、墓葬用品。到了夏代，青铜器开始出现，由此便有了等级之分。百姓以陶鼎为食器，王室贵族以青铜鼎为食器。
商代的人鬼神崇拜之风浓厚，祭祀成为国之大事。古人又讲求“事死如事生”，青铜食具开始成为商代祭祀、墓葬中最重要的礼器。而酒自发明起，便具有特殊的地位，想想在粮食不充裕的原始时期，它是用那么多粮食提炼酿造的，当然就珍贵。彼时酒只有贵族才喝得起，更多的则是用于祭祀。加之商王又好酒，所以祭祀时的酒具礼器就特别多，因此也创造了那么多难认的字。
到了周代，更是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饮食礼仪“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鼎食”开始成为高贵地位的代名词。
既然食器成了礼器，自然就会制造得比日用品更精美，表面纹饰的繁简与器物组合构成了礼制符号，彰显权力与威严，有些则代表了图腾崇拜。如青铜器上会有饕餮纹，原始陶器上则会有鱼纹、鸟纹等。
金华园上遗址的彩陶豆，就是一件典型的兼具装饰性与礼仪性的礼器。这件陶豆的惊艳之处在于其精美的纹饰与工艺，豆盘与豆座上采用阴线细刻加红白双色彩绘的技法，主体纹饰为凤鸟纹，辅以三角纹，线条纤细流畅、构图精巧，由三只栩栩如生的凤鸟组成，冠、爪、尾羽细节齐全，堪称“江南第一凤”。
实际上，豆在礼器中具有很独特的地位，比后来占主要地位的鼎更为重要。你看“礼”的繁体字“禮”，最初是由表示祭祀的“礻”旁再加“豊”（丰）字构成，意思是豆中放置禾苗或美玉，体现了祭器“豆”在祭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倍悦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