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聊中美元首会晤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成果——“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美关系给出了新的定位，也将在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因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它的内涵与现实指向。
这一新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并非对传统军控语境中“战略稳定”概念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以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等表述的机械延伸。它是在中美力量结构、战略互信、经贸科技竞争以及全球治理责任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对两国关系所做出的重新定义。
这个新定位既保留了“战略稳定”原有的大国和平核心内涵，防止重大冲突、避免误判升级，同时又通过“建设性”这一前缀进行了拓展，强调稳定不是消极僵持，而应当以合作、管控、互惠和共同责任为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聊聊这件事。
第一部分，是关于“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学国际关系的朋友都知道，“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于冷战背景之下，围绕核战略和美苏军控的语境展开。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快速发展，美苏两国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任何一方担心对方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那么它自身就会产生抢先使用核武器的强烈诱因；反过来，如果任何一方认为，通过增加核武库、部署反导系统或发展新型核打击能力可以削弱对方的报复能力，那么就会推动军备竞赛升级。
这两条路径都不好：前者可能导致核大战提前爆发，后者则使得各国围绕核武器展开的竞争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托马斯·谢林、莫顿·哈普伦等研究军控与军备竞赛的学者提出，应将军控的核心目标从单纯的削减武器数量，转向降低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诱因、增强危机中的克制能力，以及维持相互威慑的稳定性。由此便创造了“战略稳定”这一概念。
经典意义上的战略稳定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稳定”：第一是危机稳定，指的是就算双边关系因某些问题处于危机状态，双方也没有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强烈冲动或诱因；第二是军备竞赛稳定，即双方都没有扩大军备或发展破坏性技术以改变战略平衡的强烈动机。其基本前提是，双方必须共享这样一套理念：都承认核战争是不可承受的，都希望避免失控和升级，并且通过军控、热线、透明机制、危机沟通与相互威慑，来形成某种稳定的预期。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双方互信很高，也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意味着：即使在极端对抗之中，双方仍然能够形成并保持一套避免核战争和危机失控的基本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战略稳定”的概念逐渐扩展。核武器仍然是核心议题，但网络、太空、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常规精确打击、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大国的战略稳定。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典的美苏核稳定框架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因为中美的核力量规模、战略文化、安全环境以及经济相互依赖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战略稳定”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中美战略稳定不仅涉及核威慑与军控，更涉及政治互信、战略认知、危机管控、经贸科技的边界，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传统战略稳定从军事安全范畴推进到了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中。它强调稳定，但不是以冻结矛盾为目标；它承认竞争，但要求竞争必须是有限度的；它面对分歧，但要求分歧必须是可控的；它追求和平，但并不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强调通过合作和相向而行，创造可持续的和平基础。
第二部分，讲一下中美之间身份认同的历史演进，也就是从“敌人”到“战略稳定”是怎么过来的？
这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身份认同的变化。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身份定位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次关系定位的变化，都反映了两国力量结构、国际环境和相互认知的调整。
第一阶段是朝鲜战争后的敌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没有承认新中国，并且在联合国代表权、旧条约与债务等问题上与中方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战争使中美从政治上的断裂走向了军事上的对抗。此后20多年，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孤立中国；中国则在反帝反霸的语境下，将美国视为主要外部安全压力来源。这一时期，中美彼此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是“敌人”和“对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在共同应对苏联压力背景下的战略转圜。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边境安全压力上升；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同时面临苏联的竞争压力。中美开始接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从敌对转向战略接触。两国虽然不是盟友，但在制衡苏联方面形成了某种准战略合作关系。此时的身份认同可以概括为“非盟友的战略协作者”或“准盟友”。双方仍有意识形态分歧，但共同的外部压力构成了合作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的接触扩大。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共同制衡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双方仍试图通过接触维持关系稳定。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强调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反映了冷战后双方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互利合作的努力。
第四阶段是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时期，中美经贸高度互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则试图通过接触制度和市场来塑造中国。双方的身份认同既包含合作伙伴，也包含潜在竞争者。
第五阶段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展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上升。中方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试图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历史困境。这一提法强调，中美不能重蹈大国对抗的覆辙，应当探索新的相处方式。虽然美方对这一框架的接受程度有限，但其理念为后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表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六阶段是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贸易战、科技战、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以及“印太战略”使中美关系持续承受压力。在此背景下，2026年两国元首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意义。这一框架不回避竞争，也不幻想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在竞争常态化的条件下，建立一种更可管理、更可预期、更可持续的大国关系框架。
从“敌人”、“准盟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再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身份认同的演进体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两国关系的稳定，从来不能仅靠一时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建立在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幻想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正确战略认知、核心利益尊重、分歧有效管控以及合作利益扩展的基础之上。
第三部分，我们讲讲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看，它对战略稳定概念的扩展与创新。
首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创新在于，将战略稳定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核威慑领域，扩展到了中美关系的总体结构。传统战略稳定主要关注核战争风险、军备竞赛和危机升级；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则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全球治理等多个维度。它要求两国不仅避免军事冲突，也要防止经贸关系失控、科技合作断裂、供应链中断、战略误判扩散，以及全球治理合作停摆。
其次，它强调“建设性”这一核心内涵。传统战略稳定往往带有某种消极色彩——即防止战争、防止先发制人、防止军备竞赛；而建设性战略稳定则要求稳定本身具有积极内涵。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说明中美关系不能停留在“不打仗”的低水平稳定，而应通过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加关系的正向资产。“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说明竞争不可避免，但应当有边界、有规则、有底线，不能将竞争推向极限对抗。“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说明分歧不会消失，但可以通过沟通机制、政治外交渠道和两军沟通渠道加以有效管理。“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把稳定的最终目标指向了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期的缓和。
第三，它将“稳定”与“相向而行”联系起来。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这意味着，这一新定位既不是单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抽象的宣示，而是需要双方政策实践的共同支撑。美方不能一边口头强调稳定，一边在涉台等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在科技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在经贸问题上单边施压，在国际问题上搞阵营对抗。稳定必须由行动来体现，由政策来兑现，由具体机制来保障。
习主席阐述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最后，它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周期更迭、社会极化加剧、产业焦虑蔓延，对华强硬成为跨党派共识，地缘冲突不断叠加，中美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正是意在为这种不确定性设定稳定框架，使双方在重大议题上有原则可循、有机制可用、有底线可守、有合作可做。
从未来影响看，这一新定位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它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提供了政治框架。其二，它为经贸与科技合作恢复可预期性提供了原则基础。其三，它为国际社会判断中美关系走向提供了稳定信号。 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的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若能落实，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全球治理改善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有效管控。
第四部分，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台湾问题是检验这一新定位能否成立的关键。
习近平主席在5月14日的会谈中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台湾问题与中美战略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台湾问题不是一般的外交分歧，而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它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任何试图将台湾问题工具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做法，都会触碰中国底线，也会直接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基础。
其次，“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习近平主席的这一判断指明，维护稳定必须识别真正的风险来源。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并非中国坚持统一立场，而是“台独”分裂活动与外部势力干涉相互勾连。若美方一方面声称维护台海和平，另一方面继续对台军售、提升官方往来、纵容“台独”势力误判形势，就会造成严重的战略不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是维持分裂现状，更不是为“台独”创造活动空间，而是要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政治基础。
第三，台湾问题处理得当，是中美总体稳定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强调，处理好了台湾问题，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这体现出中方对中美关系大局的清醒判断。中美之间有经贸、科技、气象、公共卫生、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等广泛合作空间，但如果台湾问题失控，所有合作都将受到冲击。换言之，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普通议题，而是决定两国关系底盘是否稳固的基础性议题。
第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这一表述为美方政策提供了明确方向。美国如果真心希望和平、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对美国而言，这不是对中国的让步——请不要误解——而是在维护中美战略稳定、避免大国冲突、保护自身国家利益时的理性选择。因此，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框架下，台湾问题应当被理解为稳定的底线议题。如果这一底线被反复试探，所谓的战略稳定就缺乏根基。如果美方能够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有条件在其他领域扩大合作，形成更具建设性的互动格局。
总而言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概念创新与政策突破。它既继承了战略稳定概念中关于防止重大冲突、避免误判升级、维护大国和平的基本内涵，又超越了传统军控语境，将“稳定”拓展到政治互信、经贸科技、全球治理和核心利益尊重等更广泛的领域。它承认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也指出双方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它不回避竞争与分歧，同时强调竞争必须有度、分歧必须可控、和平必须可期、合作必须为主。
从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两国身份认同经历了“敌人”“准盟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多重演变。今天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战略竞争常态化背景下中美如何正确相处的回答。其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对于世界而言，中美关系的稳定是最大的确定性之一。对于两国而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避免冲突、扩大合作、实现相互成就的现实路径。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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